梁启超赞誉这个学派：“从古及今未有其比”

钱穆评价颜元道：“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清初哲学家颜元代表作，包括《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合称《四存编》。

以颜元和李塨两人姓氏并称的颜李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一支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实习实行为标识，由颜元开其端，经李塨进一步阐释与不遗余力地宣扬而声名远播，更随着师友范围的扩展而被广为信奉与遵行。

颜李倡导“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是力图挽救士风、学风的有益创举

颜元，直隶（今河北）博野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此时正值明清易代而渐至清朝统治逐步稳固之时。明末的衰朽、亡国的悲愤、异族的统治不仅使气节之士因反清而在生活上处于流徙不定的状态，而且给他们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强的创痛。对家国覆亡原因的探究引起了明末清初学者对以往学术的反思，开启了批判明末心学之风，转而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北方的孙奇逢等，南方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启动了这一思想与学术的转向。

颜元后起，不似前述诸儒，多因时局国运而触发学术反思，其思虑所得源于对自身经历和信奉理论不合的考辨和觉悟。他初好陆王之学，继信程朱之说，但在三十四岁时因养祖母去世居丧期间恪守朱子《家礼》而几致病死，始觉《家礼》违背人之常情，遂参校古之礼书，发现其删修失当之处，由此认识到程朱陆王主张的静坐读书并非为学之根本，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及孔子之四教方为正学。

第二年，颜元即撰写了《存性编》《存学编》，《存性编》肯定孟子性善之说，批驳宋儒气质性恶之论，认为恶乃由引蔽习染而致，《存学编》反对记诵诗书章句和静坐冥想悟道的求学之法，提倡恢复孔子实学实习六艺的教学之道。他又认识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的求知门径，遂将其所居由“思古斋”改称“习斋”，这标志着颜元习行思想的初步确立。

此后，颜元不仅在思想上摆脱了对既有学说的迷信与盲从，独树一帜，而且在教学实践中确立起以实学习行为本的“习斋教条”。这个教条不仅要求弟子恪守道德约束、遵从礼仪规范、实行自我管理，而且大大扩展了学习内容，除常见的作文、习字外，远涉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并规定了学习数、礼、乐、射的具体日程。这无疑是对一心追求科举功名而将八股文视为学问之风的匡正，是力图挽救士风、学风的有益创举。

颜元在思想上具有彻底性和穿透力，在实践中具有一贯性和坚定的执行力，然而，他既无高第科名，又无鸿篇巨著，仅为畿辅乡间一生员，加之足迹罕出乡里，结交亦多限于师友亲朋，使其思想和实践不能不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幸有其得意弟子李塨坚信其思想具有挽救世风流俗之功效，加以继承和光大，并不遗余力地颂扬与传播，才使得习行之学得以在更广的范围被人认识、认可、认同，而颜李学派亦在清初确立起其地位。

李塨，直隶蠡县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卒于雍正十一年（1733）。李塨遵父命，师从颜元，除继承习斋之学和修身之法外，还在实践中落实习斋实习实行之义，以躬行为先。相较于颜元，李塨交游甚广。不管足迹何处，无论所交何人，李塨均利用一切时机，广传习斋之学，颂扬习斋之名，使得颜元足不出闾里而声名为天下知，习行之学亦得到同道之人的赞扬和践行。虽然李塨的广泛交游一度引起颜元怕其沾染名利的担忧，李塨晚年潜心著述亦不合颜元重行谊、轻文字的精神，但恰恰是李塨的这些做法扩大了颜李学派的声势和影响，并且为后人了解、认识与研究颜李学派提供了思想资料。

颜李重视实践，反对把经典奉为教条而一味地诵读、注疏

在思想上，颜元、李塨像大多数读书人一样，都曾受到过程朱陆王的影响，试图通过他们对经典的解读和阐释来更准确地理解圣贤义旨，难能可贵的是，发现不合之处后，他们并没有像大多数读书人那样屈己从人，而是径直奔向源头寻找答案，通过对经典的直接解读来把握圣贤的义理精蕴，从而得出了与宋明诸儒决然不同的独特认识。

颜元从《论语》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事实，得出孔门之学的根本在于躬习礼仪与六艺，而不是后世儒家提倡的居敬静读，亦非冥思苦想。他注重理解经典中的精神及实质，认为经典是后人行动的指南，而非不可更改、处处依循的教条，反对仅把注疏和注释经典视为学问的看法。

他重视实践，反对一味地诵读、著述，尤其是因过度阅读而损害身体健康的愚蠢行为和严重后果，痛斥宋元以来儒者习成妇女之态的丑陋与“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能无用。

他赞同“手格其物，而后知至”的观点，承认知识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还要运用于实践，通过实际的效果来证明其价值，否则“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在此基础上，颜元提出“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事功观，批判理学家所谓不计功利的虚伪。

梁启超高度赞誉颜李学派，认为“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我敢说从古及今未有其比”

颜李学派以恢复周孔之名，对宋明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猛烈批判。对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道：“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我敢说从古及今未有其比。因为自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都被他否认完了。”

但颜李学派的习行学说毕竟和统治者所支持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明显差异，其教育实践亦非俗世中追逐功名利禄的士子所必需，故其学说在相当长的时期未受重视，一度湮没少闻，以致主要生活于咸丰、同治年间的戴望遭遇的情景是“每举颜李姓氏，则人无知者”，然而真正富有见地与价值的思想即或一时而不彰，终亦难掩其夺目之光芒。一旦后人在现实中遭遇困境，往往习惯于从古圣先贤著述中择寻思想资源，以为化解难题之密钥。

近代以来，列强入侵，西学东渐，来自西方的迥异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声光化电之学，给中国传统学人带来强烈的震撼，使得他们反求诸己，崇实重行的颜李之学遂被视为扶危救弊之良方而得以重光。民国时期，更是形成了一股出版颜李著作、研究习行学说的高潮。

颜李学派没有囿于权威成说，而是充分发扬主体精神，立足于中国实际，开辟出了独立的思想天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中的耀眼成果。颜李学派及其习行学说仍是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教育史上常说常新的话题。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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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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